（3）能依一定公示方法予以公示。
《法国民法典》被称为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它第一次将民法从诸法合体中分离出来，摆脱了罗马私法中程序法和实体法不分的状态，而且将民事主体权利能力平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私法制度奠定了基本模式。如古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认为：政治的理性就是法，法是一种最高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法是正义和非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它们与自然的标准相符，并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捍卫和保护的那些人类法。
同时，权力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中国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权力宰制着理性，从而使得基于理性而生的契约也处于权力的依附地位。[23]参见前引[8]，伯尔曼书，第297页。[63]直至今天，我国宪法与行政法在观念上仍强调着公民的服从、政府与人民的不平等，因而我们就特别需要通过契约的引进，从宪法与行政法的内部来改善其自身的状况，改变传统的统治方式与行政方式，从而推进人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等的确立，为中国法治建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一转变时至今日，在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都未能得以实现，传统的法律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61]（意）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按中东先民的解释，人和神之间早已先于人间契约缔结了一种契约——摩西十诫、旧约之类。在《旧约》中，上帝通过摩西与古以色列民立约，在西乃山传授十诫，以色列人必须遵守这些诫律，上帝就拯救他们，祝福他们。 三象征性言论的价值认定 在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中，德沃金从工具主义和结构组成两个角度来解释言论自由制度存在的合理基础。
是表达出来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必须受到保护，如果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要得到实现的话。当然，这个标准在事实上较难落实，只能要求传播者有一个概括的意图。这种方法是将言论和行为置于一连续区域内，如果言论因素越是占主导优势，那么，与之相伴的行为就越属于象征性言论的范畴，反之，则该行为就越有可能属于纯粹行为，而失去宪法的保护。甚至在逻辑上，在不考虑宣泄方式是否为法律所允许的情况下，如果主体需要，方式越激进，宣泄的效果越好。
……我们发现那些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思想的工具拥有特殊的地位。内心深处与外界日益隔绝，就会造成精神忧郁。
关于这一点正如费斯所评论的那样：在美国宪法的领域里，言论自由不是像密尔那样的哲学原理，而是体现在创建政府结构过程中的一种法治（a rule of law）—宪法制定者并没有试图创造个性繁荣所需的条件，也没有宣称这是一种权利。根据这一标准，对于不同类型的言论，法院采取的审查标准是不同的，煽动性象征性言论能极好地说明这一点。[3]甚至包括绘画、照相、唱片等一切发表思想的手段，[4]自然包括通过象征性言论实现的言论自由。[3][日]三蒲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中国宪法第 35条规定明确列举并区分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方式：言论及言论以外的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共计六种。利益衡量不仅决定司法中对一项言论行为的认定，还直接决定了法院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原则以及对政府限制言论立法的再限制原则。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我所说的‘自由，意指这样一种保障：个人在尽其信奉的义务时，皆应受到保护，不受到权力和多数、习惯和意见的影响。伦奎斯特法官就认为：禁止和惩罚某些受到精确定义和严格限制的言论类型，他们包括淫秽、亵渎、诽谤以及侮辱或‘挑衅言论。
同时也说明了如果行为除了本身之外没有表达明确的意思，这种行为就是纯粹的行为，不能援用言论自由。恶劣及危险倾向原则（bad and dangeroustendency test）。
四象征性言论自由的限制 象征性言论的宪法地位一经肯定，同时也就带来了人们的另一种担心，即一旦象征性言论完全取得与纯粹性语言一样的地位，则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得到如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从形式上看，象征性言论是一种行为而非纯言论。
比如，在阅览室内举行抗议的行为显然不可能构成象征性言论，但在公共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举行抗议的行为则有可能构成象征性言论。对于这一点，各国的对藐视法庭罪 [23]的定罪与处罚就是从侧面的一个有力证明。政府具有宪法权力制定规制措施，并且此项规制措施有助于实现政府所主张的重要利益。总之，象征性言论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安全阀的作用，这种作用比其他的言论方式的效果更加突出。[5]象征性言论（symbolic speech）是指……此种‘言论不属于本书所研究的表达之列。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言论分为高价值言论与低价值言论，[37]在将言论类型化之后，选择适用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
美国众议院1836年通过的一项言论限制规则：兹决定：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与奴隶制或奴隶制的存废有关的请愿、建议、决议、提议或文章都不到复印或提及，而应予搁置，且从此不再采取任何进一步之行动。[29]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31]Francis Caravan, Freedom of Expressio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4, Instruction p.11. [32]徐显明：《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367页。[8]《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解释为对某一问题表达意见或思想的行为。
[6]但该书接下来重点论述了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对于象征性言论（该书的作者称之为象征性行为）并未给予关注。如果只是单纯地批评法律政策，并不构成直接煽动，政府不能对之进行压制。
当他以抗拒交纳财产税的方式以示抗议时，这就转向了行为占主导优势的情势，不能再受到宪法的保护。对于煽动性言论的司法审查，美国联邦法院一直在恶劣倾向标准（Bad Tendency Test）和直接煽动性（Direct incitement Test）标准之间徘徊。[46][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5．它须具有正当性因素，即表达行为必须具有足够的理由，具有正当性，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该行为才可能被认是一种象征性言论。
同时，象征性言论与纯言论和附加言论相比，构成上较为特殊，它同法律所追求的其他价值更易产生冲突。最后，象征性言论作为一种目的意义的价值体现在保证人性健康发展。
该标准几乎为政府压制所有其不喜欢的言论提供了法律武器，与保护言论自由的立宪旨意相违背。与纯言论和象征性表达相比，行为相对于言论（附加）成分所占分量较多的，按照最高法院的一般原则，整体上不属于言论，只是附加的言论部分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如果造成的是无意义的影响，则该行为不构成言论。奥布赖恩案的判词中的一部分写道：规制象征性言论是为了实现强制的、实质性的、主导性的、极为重要的、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
行为的保护直接依据 奥布赖恩原则，而不是在经过三个限制原则的检测后获得宪法的绝对保护。[32]例如一个人在政府税收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发帖子，抱怨政府的高财产税政策时，就属于纯言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办法就是其少数受到保护的程度。但当言论与行为结合在一起时，言论便失去了宪法的保护。
某些象征性言论不因形式的激进而受到排斥甚至压制，是宪法宽容本质最具体的体现。[6]象征性行为作为一种表达自由，具有相对性。
压制、克制使它不在‘潜意识层出现，而是形成心理深处的‘暗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的判决中明确了表达自由不仅限于纯粹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言论，它们都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
因此在吸收借鉴美国的法律经验和制度设计时，应当实事求是，以使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40]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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